大足印象
日期：2026/4/25 分类： 民政动态
龙水湖??本版供图/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多宝塔
宝顶山景区
谭 华 王文秀 杨月华
巴岳山静立千年，濑溪河绕城流淌。在成渝腹地、巴渝西陲，重庆市大足区静静地位于山水之间。它没有喧嚣都市的繁华，却藏着厚重绵长的历史，在岁月里沉淀出独有的风骨。它有川东的地域政治优势，有巴蜀古道的交通优势，是石窟艺术的文化巅峰，是川渝门户的军事屏障，更是千年实业的产业重镇。五大印记交织相融，构成了大足在川渝大地之上沉稳、深邃、不可替代的城市形象。
川东的政治重镇
千年建制，一脉相承
大足的故事，从一次为平定动乱而设的建制开始。先秦时期，这片土地属于巴国旧壤，山高谷远，人烟渐聚。战国以后，始终没有固定的县名与稳定的治理格局。秦并巴蜀后，它归入巴郡；汉晋时期，分属垫江、石镜等县管辖，如同一块璞玉，被掩在州县边缘，默默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代。
转折发生在唐乾元元年（758年）。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巴蜀虽远离中原战火，却时常面临地方动乱与部族不稳的情况。为了加强对川东山区的管控，安定边境、收拢民心，朝廷正式析分合州、普州等六州之地，设立昌州，同时下设昌元、静南、大足三县，州治昌元县（今荣昌区）。大足县以境内“大足川（今濑溪河）”得名。
建县之初，大足便肩负着鲜明的政治使命。它地处成渝要道，是控扼川东的关键节点，州县设立，本质上就是为了“镇地方、安民心、固边防”。短短数十年间，大足的地位一路攀升。唐大历十三年（778年），昌州升为都督府；唐光启元年（885年），州治迁至大足，这座城一跃成为区域政治中心。此后近四百年，大足作为州一级行政中枢，统领周边数县之地，衙署规整，政令通行，在乱世之中维持一方秩序，甚至早于重庆府成为区域行政中心。
唐景福元年（892年），静南县撤销，辖区并入大足，大足的县域格局基本定型。此后千年，大足版图核心区域再无大的变动。
历史风云变幻，大足的建制也曾两度沉浮。元初因战乱人稀，并入合州。明初天下安定，随即恢复县制。清初蜀地凋敝，一度由荣昌代管；雍正年间人口渐复、民生复苏，再次复置大足。两废两兴，县名始终未改，根脉从未断绝。大足作为独立行政区的历史，延续了1100余年。
在川渝众多古县中，如此千年一系、屡废屡兴、文脉不断的建制传承，实属难得。它从唐宋州治，变为明清重庆府属县，再到如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一个重要节点，千年间始终是渝西行政格局的基石之一。大足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微型的川渝地方治理史，沉稳坚韧、绵延不绝。
巴蜀古道的交通优势
依道而兴，融汇东西
一座城的兴起，往往始于一条路。大足的繁盛，离不开那条穿行山间、联通成渝的古道——小川东道。
古代成渝之间，有两条重要陆路。一条是官方驿道东大路，路线平直、驿站完备，但里程较长；另一条便是民间商旅通行上千年的小川东道。它从简阳分出，经乐至、安岳进入大足，再穿过铜梁、璧山抵达重庆，全程比东大路近250里，是商贾、匠人、文人、行旅最便捷的通道。大足，恰好居于这条捷径的咽喉位置。
古道在大足境内脉络清晰：自高坪青邮铺入境，经中敖、龙岗、智凤、国梁，再由雍溪出境入铜梁。一路之上，驿站相连，铺递相望，青石板被马蹄车轮磨得光滑发亮。晴天尘土飞扬，雨天路滑苔深，却挡不住往来不息的人流。挑夫、商贩、马帮、书生，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把蜀地的丝茶、纸笔、工艺带到东边，把巴渝的盐铁、粮米、民俗传往西方。
大足因此成为巴文化与蜀文化自然交汇的地方。蜀地文风细腻、讲究工巧，巴人气质刚健、崇尚务实，两种气质在此相遇、融合，塑造了大足既文雅又坚韧的性格。场镇依路而兴，集市因商而活，客栈、酒肆、货栈沿路排布，乡间物产通过古道流向远方，外来的新知与技艺也顺着道路进入山城。
小川东道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经济线、文化线。它让大足不再是封闭的山间小城，而是开放的枢纽节点。往来的匠人带来了雕刻与锻造技艺，流动的文人留下了诗文与风气，商贸的繁荣积累了城市财富。可以说，没有这条古道，就没有后来石刻艺术的汇聚，也没有“龙水五金”品牌的远播，更没有大足在唐宋年间的迅速崛起。大足因路而通，因通而盛，在成渝双城千年互动中，早早成为巴蜀文化交融的关键一环。
石窟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摩崖造像，独步天下
如果说建制是大足的骨架，古道是大足的血脉，那么大足石刻，就是它的灵魂。
大足石刻的萌芽，早在初唐已出现。唐永徽年间，山间已有信众自发开龛造像，佛影浅浅，香火淡淡，为这片土地埋下信仰的种子。但真正让石刻走向宏大规模的，是晚唐乱世里的一次“以佛安民”。
唐景福元年（892年），昌州刺史韦君靖在北山修筑永昌寨，屯兵御敌。与此同时，他在崖壁上大规模开窟造像，希望以佛法安定人心，消弭战乱之苦。北方天王、观音菩萨相继落座山崖，唐乾宁二年（895年）镌刻的《韦君靖碑》记录下这一开端，大足石刻从此由民间零星营造，转向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开凿。
五代至北宋时期，战乱稍息，社会渐稳，北山造像持续不断，窟龛密集，雕工日趋精细。佛、菩萨、罗汉造型典雅，线条流畅，既有唐代的雄浑，又有宋代的秀润，石窟艺术一步步走向成熟。
而将大足石刻推向巅峰的，是本土高僧赵智凤。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赵智凤生于大足的米粮里。五岁出家，十六岁赴成都求学佛法，归来后立志在故乡营造一座完整的密宗道场。此后七十余年，他四方募化，亲自主持规划，带领工匠在宝顶山凿岩造像，一生心血尽付于此。
宝顶山石刻不同于其他石窟，它整体布局、一气呵成，从大佛湾到小佛湾，如同一部刻在山崖上的佛经。石刻题材贴近人世，教化融入日常，既庄严又亲切，既神圣又人间。佛、道、儒三教思想在此和谐共存，宗教哲理与世俗伦理融为一体，实现了石窟艺术中国化、世俗化、伦理化的最终完成。
如今，大足石刻共有五万余尊造像，十余万字铭文，遍布全区，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为主。它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集大成者，代表了9世纪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1999年，大足石刻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重庆第一项世界遗产。
一凿一琢，皆是岁月；一山一石，尽是文明。大足石刻让这座渝西小城站上了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也让巴渝文化第一次以如此辉煌的艺术形态，被全世界看见。
川渝门户的军事屏障
据险守疆，护佑生民
大足扼成渝之咽喉，控川东之险要，自古便是军事要地，是川渝西部一道坚实的门户屏障。
唐末天下大乱，藩镇互相攻伐，川东局势动荡。韦君靖镇守大足，深知此地安危关乎一方全局，于是在北山修筑永昌寨。寨垣绵延28里，占据12座山峰，筑城堡2000余间、敌楼百余所，屯兵数万，积粮可支10年。这座军寨依山而建、易守难攻，对内可平定动乱、安抚百姓，对外可抵御强敌、固守疆土，在烽烟四起的年代，成为川东最稳固的军事要塞。
南宋末年，蒙元大军入蜀，巴蜀大地战火连绵。钓鱼城扼守嘉陵江，成为川东抗蒙核心，而大足，则是钓鱼城西侧重要的战略支撑。蒙军欲东进重庆，必先控制大足。巴岳山、濑溪河构成天然地形屏障，大足军民凭险固守，多次阻击蒙军前进，为钓鱼城长期坚守创造了重要条件。即便后来县制并入合州，民间抗蒙力量依然坚持斗争，用血肉守护家园。
直到明清时期，大足仍是重庆西部重要戍守之地，朝廷设卫驻兵，防盗御寇，稳定地方。近代以来，面对外来压迫，大足民众的抗争精神再次爆发。清光绪年间，龙水镇人余栋臣领导反洋教起义，两度举旗，震动川东十余州县，展现出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的刚烈气质。
从唐末军寨御敌，到宋末守城抗蒙，再到近代反帝起义，大足始终以川渝西门户的姿态，守一方疆土，护一方生民。关山无言，却记着铁血丹心；岁月无声，却藏着不屈风骨。这种刚健沉毅的气质，早已融入大足的城市血脉。
名副其实的产业重镇
匠艺相传，实业兴城
大足不仅有文治武功，更有绵延千年的实业根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产业重镇。
它的产业之路，从石刻开凿开始。晚唐大规模造像，需要大量铁制工具：凿子、锤子、刻刀、钎杆，需求巨大。龙水镇一带矿产丰富，匠人云集，顺势发展起五金锻造。从最初为石刻服务，到后来扩展到农具、生活器具、手工刀具，“龙水五金”逐渐自成一派。
唐宋之后，历经元明清，“龙水五金”代代相传，工艺日臻成熟。锄头、镰刀、菜刀、剪刀、锁具、匠作工具，种类齐全、经久耐用，经小川东道远销川、滇、黔各地，成为巴蜀民间手工业的重要一支。明清时期，龙水镇作坊林立，匠人辈出，“龙水五金”声名远播，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
近代以来，大足实业迎来历史性跨越。三线建设时期，四川汽车制造厂（红岩重汽） 落户大足，一批技术人才与工业设备汇聚于此。中国第一辆重型军用汽车从这里驶出，填补了国内重汽领域的空白，大足也从传统手工业城镇，一跃成为现代工业基地。
步入当代，大足的产业格局更加多元。“龙水五金”在现代技术加持下不断升级，产品走向全国；石刻文旅成为支柱产业，带动全域发展；汽摩配套产业链持续壮大，传统与现代在此相融共生。
从唐宋手工锻打，到现代机械制造；从山间小作坊，到产业集聚区，大足千年实业不息，匠艺精神不灭。它以实业立身，以产业兴城，在川渝发展史上走出了一条踏实而坚实的道路。
结语
巴岳山的云，聚了又散；濑溪河的水，流了千年。
大足，以千年建制立其根基，以古道枢纽通其血脉，以石窟艺术彰其神韵，以军事屏障固其筋骨，以实业重镇强其底气。它不事浮华，却底蕴深厚；不逐喧嚣，而自成气象。
在川渝文明的漫长画卷中，大足是沉稳的一笔，是清晰的一章，是一眼千年、让人一见难忘的巴渝重镇。岁月流转，山河依旧，这座城的故事，仍在继续。
（谭华、王文秀单位系重庆市民政局，杨月华单位系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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