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6/1/10　分类： 民政动态

辽阳白塔公园。供图/视觉中国


辽阳市魁星楼。供图/辽阳市民政局


邯郸市博物馆展出的“襄平布”钱币。 供图/视觉中国


辽宁省博物馆展藏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红陶釜。供图/视觉中国

栗士聪

辽阳，古称襄平，是东北大地上第一座被明确命名的城池，是一座在战火中崛起、在更迭中坚守的“东北活化石”。从燕将秦开的铁骑到努尔哈赤的八旗，从隋唐征辽的箭雨到石化新城的灯火，这座城市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都蕴藏着东北发展的深层逻辑。

烽火襄平：铁马冰河锁咽喉

公元前284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影响东北地区格局的大事——燕将秦开东逐胡骑、筑城襄平。

在此之前，辽东荒原是东胡部落的游牧之地，骑兵来去如风，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北部边患。秦开早年曾在东胡为人质，摸清了对方的兵力部署与虚实，此次出征率领精锐铁骑，一路势如破竹，将东胡部落驱离千里之外。此后，燕国在这里设置辽东郡，于太子河东岸垒土筑城，夯土墙厚达十米、周长五里，四门如巨兽蹲伏。这座被命名为“襄平”的城池，就此成为东北第一座华夏建制城。

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逾鸭绿而控朝鲜，西连榆关而拱中原，位于东北往来中原以及朝鲜半岛的交通咽喉，成为华夏文明进入东北的第一个“战略楔子”。在此之前，东北虽有部落活动，却无真正意义上的华夏城池与行政体系，襄平的出现，如同在蛮荒中树起文明的旗帜。燕国以这里为基地，向东北腹地辐射农耕技术、商业规则与礼制文化。考古学家在辽阳新城村战国墓穴中发掘的“襄平布”钱币，便是最好的证明——齐地的丝绸、肃慎族的貂皮，都要经襄平市井流转，襄平成为东北最早的贸易枢纽。

秦统一六国后，设置辽东郡，以襄平为郡治；汉代承袭秦制，襄平的政治经济地位依旧稳固，逐渐成为“大一统”王朝管理东北的行政中心。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六户宅院毗邻而居，陶井、畜栏、成套铁农具一应俱全，呈现出中原农耕文明的生活图景，堪称沃野千里、民富兵强。正是襄平的存在，让华夏文明在东北真正扎下根来。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辽阳的战略价值在割据混战中愈发凸显。

公孙氏割据辽东，让襄平从行政中心升格为“独立王国”的都城。辽东太守公孙度野心勃勃，依托襄平的地理优势与经济基础，向东征服高句丽、向西震慑乌桓，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朝鲜半岛中部，辽阳进一步成为东北的地缘政治中心。到其孙公孙渊掌权时，更是公然挑战中原政权——公元237年，公孙渊在襄平自立为燕王，还联合东吴对抗曹魏。

对曹魏而言，东北是中原的北方屏障，而襄平是东北的“命门”，绝不容割据势力掌控。于是，曹魏派出司马懿，于公元238年发动征辽之役。司马懿带着“一年为期”的军令，率四万精兵远征，这场战役的核心始终围绕襄平展开。公孙渊派大将卑衍在辽隧（今辽阳附近）挖掘二十余里壕沟，依托辽水布防，企图阻挡魏军；但司马懿一眼看穿关键，假意攻打辽隧南围，实则率军从北围渡辽河，绕开防线直扑襄平。

卑衍仓促回师救援，却在首山被魏军三战三败，只能退守襄平。司马懿随后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等到秋季河水上涨，用船只从青州运粮，直接送到襄平城下，彻底切断守军补给。被围百日之后，襄平城内粮尽。城破之后，魏军斩杀公孙渊及官员两千余人，收复三十余万辽东百姓，将辽阳重新纳入中原行政体系。这场战役用铁血证明：掌控襄平，便掌控了东北的归属，其得失直接关系到中原王朝的边疆稳定。

城运跌宕：从核心地到寻常州

隋唐时期，辽阳改称辽东城，其重要性在隋炀帝征讨高句丽的过程中愈发凸显。

大业八年（612年），杨广发动百万大军攻打高句丽，当时的辽东城处于高句丽的控制下，是双方争夺的核心要地。高句丽守军婴城固守，以滚油沸汤阻击攀城士卒，隋军虽最终攻破内城，却因守军自焚府衙、玉石俱焚而损失惨重。这场惨烈战役再次证明了辽东城的战略地位——它是中原王朝与高句丽之间的重要门户，拿下它，便打开了进军朝鲜半岛的通道。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征辽东，让辽阳重回中原怀抱。唐军采用“垒土成山，高与城齐”的战术，唐太宗更亲挽强弓，一箭没羽于辽东城楼梁柱，极大地提振了军心。唐军在此设立安东都护府下辖的辽城州都督府，辽阳再次成为中原王朝管理东北民族地区的行政中心，推动汉族与高句丽、契丹等民族深度融合。

真正让辽阳迎来“高光时刻”的是辽代。天成三年（928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重修襄平，设东京辽阳府，彻底重塑东北行政格局。耶律阿保机巡幸辽东时，见襄平城垣倾颓，下令扩建新城，增设八座城门，南门铸铁凤装饰门楼，“辽阳”之名自此沿用。东京辽阳府统辖四十州，疆域北抵外兴安岭、东控鸭绿江，成为契丹帝国经略东北的“神经中枢”。城内宫阙连云，辽代白塔拔地而起，城北冮官屯窑场的青瓷沿驿道输往女真部落，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此深度交融。

金代，完颜雍于辽阳登基，更凸显了辽阳的政治核心地位。当时，部分契丹人趁海陵王完颜亮南征之机造反，完颜雍以东京留守身份驻守辽阳，率东京守军及时平定叛乱、稳定政局，而后在辽阳清安寺发动政变，自立为帝（即金世宗）。他在辽阳颁布劝农诏令，推动农业发展，使得城外“边户数十万，耕垦千里”，粟麦盈仓的盛景让南宋使臣惊叹“虽中原富庶之地，不能过也”。辽阳作为金朝“龙兴之地”，成为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绝对核心。

元代，中央朝廷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设立辽阳行省，使辽阳的行政辐射范围达到历史顶峰。辽阳行省管辖今东北全境、朝鲜半岛北部及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远及库页岛，是元代疆域最广的行省之一。作为行省治所，辽阳城内驿站常备千余马匹，驿道如血脉贯通极北苦寒之地，将边疆与中央紧密相连。这种“以辽阳为核心辐射东北”的行政模式，间接影响了明清对东北的治理策略。

明清交替之际，辽阳再次成为政权更迭的战略要地。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并定都于此，成为后金政权的重要转折点。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踏破辽阳城门，决定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在太子河东岸修建菱形东京新城，宫殿覆以琉璃金顶，暗合八卦玄机。辽阳成为后金第一个“大城市都城”，为其后续入主中原奠定了城市基础、农业支撑与战略跳板。

但仅四年后，努尔哈赤便下令迁都沈阳。看起来，辽阳失去了首都地位，实则恰恰印证其重要性——后金需要辽阳成熟的城市布局、发达的农业与交通网络完成初期积累，而迁都沈阳是政权发展到新阶段的战略选择。辽阳如同“政权孵化器”，为后金崛起提供了关键支撑。当最后一根宫殿梁木运出德盛门，辽阳千年中枢地位如落日西沉。到康熙年间，清廷一纸诏书，辽阳成为奉天府下的寻常一州，唯余白塔风铃空对寒月。

涅槃重生：工业脉搏震古城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东清铁路汽笛撕裂辽东寂静。钢铁巨龙从古城穿过，驶向十五里外的鞍山驿——那里埋藏着亚洲最大的铁矿。辽阳千年驿道枢纽的地位，在喷吐黑烟的火车头前黯然失色。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的辽阳会战爆发。双方在辽阳周边惨烈厮杀。这场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关键战役，充分凸显了辽阳“东北交通枢纽”的战略价值——控制辽阳，便能掌控辽东半岛与东北腹地的联系。硝烟散尽时，满目疮痍的古城上，日本帝国主义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建起了红砖洋楼。1937年，伪满在辽阳设市，殖民者在唐代护国寺旧址强建神社，飞檐斗拱的唐风古建旁，突兀地竖起鸟居的斜影，成为辽阳近代屈辱的见证。

1948年，在辽沈战役的炮火中，辽阳迎来新生；计划经济初期，随着鞍山成为中央直辖市，辽阳一度成为农业县。直到1974年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开工建设，这座古城迎来工业重生。来自全国的建设者汇聚太子河畔，将城东荒地变为十里灯火通明的厂区；1983年，第一缕涤纶丝在纺丝机上闪耀银光，“的确良”布料走进亿万家庭，辽阳以工业文明续写了东北重镇的传奇。

今天的辽阳，佟二堡的貂裘远销巴黎、米兰，延续着“襄平布”的贸易基因；辽代白塔的风铎与石化厂区的银塔遥相呼应；博物馆里，战国“襄平布”、汉代陶井、辽代鎏金马鞍，静静诉说着两千三百年的沧桑。

地理上，辽阳地处东北平原与辽东丘陵交界处，太子河穿城而过，“东控朝鲜，西拱中原”，是天然的交通枢纽与战略要地，无论朝代更迭，地理优势始终不变；文明上，辽阳是华夏文明向东北开拓的“第一站”，是多民族融合的“主战场”。从秦开建城到汉唐设郡，从辽金定都到工业崛起，每一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文明印记，它如同“文明容器”，容纳了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形态，沉淀出厚重底蕴。

两千三百年岁月流转，辽阳既亲历过城破人亡的惨烈，亦见证过定都称帝的荣光；既饱尝过殖民统治的屈辱，更铸就了工业崛起的辉煌。这座古城的命运，早已深深嵌入华夏文明开拓东北的历史长卷，与华夏文明同呼吸、共命运，文脉绵延，生生不息。

读懂辽阳的历史，才能真正开始读懂东北——读懂这片土地的战争与和平、融合与开拓、衰落与重生。

（作者单位为辽阳市民政局，辽宁省民政厅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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