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6/10/22　分类： 民政动态

本报记者 赵晓明

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一块木纹皲裂、漆面斑驳的木质匾式挂牌静静陈列。挂牌长189.5厘米，宽31厘米，牌面涂红油漆，刻有“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九个字，字框用黑油漆填写，表面油漆已大部脱落。它看似普通，却是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中央内务部）1933年驻扎瑞金沙洲坝时制作和使用过的原件，为国家一级文物。

一块木牌，一个机构，一段在战火中奠基民政事业的峥嵘岁月。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大会闭幕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1月27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按照苏维埃组织法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中央人民委员会内设外交、军事、土地、内务、财政、教育、司法、劳动、工农检察九个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中央级民政机构——中央内务部，由此诞生。

初创之际，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一苏大会”结束后，因房间紧缺，作为会场的谢氏宗祠被木板隔成15个小房间，每个房间门口钉一小块木牌，各人民委员部分别在里边办公。

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内的“一苏大会”旧址内景，红旗招展。据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讲解员介绍，根据历史照片和亲历者回忆，当地复原了“一苏大会”召开时的场景以及会后临时中央政府在此办公的原貌。木桌表面有深浅不一的划痕，反映了当年艰苦的条件。

中央内务部首任部长是周以栗。他是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参与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1931年11月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出任内务人民委员（即中央内务部部长），同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此外，周以栗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第一任主笔兼红色中华通讯社（今新华通讯社）负责人。1932年年初，周以栗劳累过度，肺结核复发，中央执行委员会安排他到福建治疗。自1932年2月起，中央内务部工作暂由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兼理。

内务部的职能之广，在苏维埃政府各部中罕有其匹。根据中央人民委员会第16次常会通过的《内务部的暂行组织纲要》，内务部管理事务涵盖市政民警、刑事、侦探、卫生、交通、邮电、粮食、社会保护、户口调查、婚姻登记、选举等事项，下设市政管理局、行政局、卫生管理局、社会保证管理局、交通管理局、邮政管理局等机构，1934年1月又增设优待红军家属局。市政管理局负责马路、街道等市政建设，行政管理局管理民警和刑事侦探，卫生管理局管理医院及公共卫生，交通管理局主管道路桥梁，社会保证管理局筹划社会救济。从修马路、通邮政，到管户口、办婚姻，从救灾济困到优待红军家属，中央内务部的职能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

中央内务部的工作与苏区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牵动着千家万户，在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和苏维埃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都把它称为“苏维埃的大管家”。

1933年4月，驻扎叶坪的中央机关被敌人发现，频遭敌机轰炸。为安全起见，中央机关迁至相对隐蔽的沙洲坝，各机关分散到附近村庄办公。

当时的沙洲坝，自然条件恶劣。在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维埃红色政权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为党积累了治国理政的宝贵历史经验。

在沙洲坝，中央内务部迁到东坑子一幢杨姓客家民房内，办公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派人赶工制作了木挂牌。

据讲解员介绍，沙洲坝中央内务部旧址及其下属机构旧址大多为典型的赣南客家民居建筑，青砖灰瓦，保留了客家祠堂的建筑风貌。时至今日，修复后的旧址完整保留了当时的办公场景。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湖南宁乡人。1932年2月，何叔衡担任中央内务部代部长，集检察、内务、司法等事务于一身。任职以来，何叔衡全力推进省、县、区、乡四级工作网络落地，严查工作敷衍、物资挪用、漠视群众利益等问题，让红色民政真正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他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3年6月，梁柏台接替何叔衡，从中央内务部副部长升任代部长。这位被毛泽东称为“红色法律专家”的浙江新昌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学习期间担任过法院审判员，有着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梁柏台参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律，这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颁布的第一批法律，初步建立了苏区的法律体系。他牵头梳理完善各项法规制度，细化婚姻改革、救灾救济、优抚拥军、基层治理等配套细则。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二苏大会”召开，曾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任中央内务部部长。因留在江西主持地方工作，曾山未能到任履职。这份使命，在烽火岁月暂时搁置，却埋下了伏笔。1960年，曾山出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再次与民政事业相逢。跨越二十余载的两次任命，在我国民政史上并不多见。

1934年5月起，梁柏台再次担任中央内务部代部长。

随着机构渐趋完备，一系列开创性民政业务随之全面铺开，覆盖基层选举、救灾救济、拥军优属、婚姻改革、社会治理等领域，全方位重构了苏区社会秩序，保障了工农群众权益，改善了底层民生面貌。

管理基层选举，开创了工农群众当家作主新范式。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起三次范围广、声势大的选举运动：第一次为召开“一苏大会”做前期工作，第二次是苏维埃建设运动期间各级苏维埃的选举，第三次是为召集“二苏大会”做准备。中央内务部下设行政局，行政局下设选举委员会，专门负责选举事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等法规明确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选举手续、代表比例等，让选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作报告时评价：“苏维埃的选举，有了完满的办法，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基础。”

救灾救济兜底，筑牢苏区群众生存底线。战乱频发、封锁严苛、灾害多发的环境，给苏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党和苏维埃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救济政策。中央苏区创建之初，苏区各地成立了济难会，负责恤孤济难工作。地方苏维埃内务部下设社会保证科，具体负责社会救济工作。兴国县长冈乡贫农马荣海家中不慎失火，房屋焚毁。乡苏维埃政府迅速反应，一面请互济会拨款救济，一面动员群众赠物、送粮、捐钱，3天就盖好了新房子。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提到了这件事情，并表扬了长冈乡政府。

拥军优属赋能，凝聚军民同心革命力量。为免除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保障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红军优待条例》《红军抚恤条例》《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等法规。梁柏台代理内务部部长后，即在中央内务部增设优待红军家属局，在省、县内务部设立优待红军家属科，以管理和指导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各级苏维埃内务部全面推行红军家属优待政策，认真做好妥善安置残废军人、褒扬革命烈士、保护军婚、优待抚恤军烈属等工作，组织群众帮助红军家属挑水、砍柴、耕田以及解决红军子弟读书等问题，发放红军家属优待证、“参军光荣”木牌，大力宣传拥军优属工作。中央领导带头参加礼拜六优待红军家属活动，促进了各项优待政策措施的落实。此外，根据苏维埃法律，红军及红军家属享受减税免税政策，有力支援了革命战争。

婚姻制度改革，打碎了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1931年11月，“一苏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彻底否定了几千年来封建宗法婚姻观。该大纲明确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该条例明确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核心原则，严禁包办、买卖婚姻，废除童养媳制度，赋予妇女自主婚恋、离婚自由的合法权益。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各级苏维埃内务部深入推进婚姻改革，引导广大苏区妇女挣脱封建束缚、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生产劳动和支前拥军。毛泽东高度称赞苏区婚姻制度：“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加强社会治理，构建安定有序苏区新风貌。中央内务部统筹苏区全域社会治理工作，涵盖行政区划、户政、治安管理等多项重点工作。根据需要，规定各级行政区划数量、面积、人口等，重新划分各级行政区域，调整省、县、区、乡边界，理顺基层行政单元；开展了包括人口普查在内的多种多样的社会统计工作，为革命战争的有效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组织整治烟赌、游民，调解民间矛盾，净化苏区社会环境。

烽火砺初心，实干铸品格。在瑞金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实践中，一代代苏区民政干部坚守岗位、勇毅担当，淬炼形成一心为民、争创一流、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这是红色民政事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跨越百年依然熠熠生辉。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踏上战略转移之路。“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木挂牌未能随军转移，被沙洲坝的老同志杨世发冒着风险保存下来。20年后的1954年，杨世发将木挂牌捐赠给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从制作、使用到秘密保存，再到今天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于展厅之中，这块木挂牌以最朴素的方式，历经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珍藏与守护。

如今，木挂牌上的油漆已剥落大半，魏楷阴刻的字迹却依然清晰。而它所承载的，远不止一个机构的名称——那是一段从瑞金乡村木板隔间里起步的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是一部写在苏区大地上的民生答卷，更是一种跨越九十余年的为人民谋福祉的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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